■ 对话动机

早在1999年初，夏廷毅在国内率先开展了三维CT模拟定位新技术，对头、颈、胸、腹部肿瘤实施三维适形放疗，大大提高了放疗精度和疗效，减轻了放疗反应，实现了肿瘤的影像诊断、模拟定位、三维计划和精确治疗的一体化，开创了我国将CT专用于肿瘤定位治疗之先河。

2000年，夏廷毅率先对我国伽马刀立体定向放射治疗进行了深入的临床应用研究，解析其独特的人造布拉格峰和无创性粒子植入的剂量学特征，治疗Ⅰ期非小细胞肺癌的3年生存率达91%，副作用轻，治疗费用仅为进口设备的1/3，被国际专家称为“中国模式”。同时制定出中国伽马刀技术诊治指南和临床应用规范，推动了该技术在我国的广泛应用和健康发展。

夏廷毅还提出了现代化放疗技术进展与治疗模式转变的全新概念，创新性地提出“开创非手术放射外科治疗早期肿瘤的新时代和开创以现代放疗为主导的中、晚期癌症综合治疗新模式”的主旨思维，对我国现代放疗学书法展和治疗现象转变有巨大推动作用。

放疗技术进入最佳时代

新京报：你多年一直致力于推动放疗技术的发展，时至今日，放疗技术在癌症的治疗中处于怎样的地位？

夏廷毅：放疗在肿瘤治疗中的作用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由于技术落后，放疗一度不被业内人士重视，仅作为癌症治疗的辅助手段，早年很多放疗业内人士也都是改行而来。84年我读研究生时，也在国外文献中看到“放射肿瘤学是医学界的丑小鸭”的描述，表明当时美国的放疗肿瘤学科同样处于不受重视的地位。

时隔30年后的今天，放疗技术本身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近20年来，设备水平的发展对于放疗的影响之大是之前不曾想象到的，包括CT-PET定位、磁共振定位等先进技术装备都在“迎接”放疗的技术革命，目前多种影像诊断技术直接与放疗有机结合，形成放疗技术发展的最佳时代，使放疗在癌症治疗中的作用仍有无限的可发挥空间。

推进放疗发展仍需扫除多重障碍

新京报：在你看来，放疗技术在国内的推进还需要哪些方面的改善？

夏廷毅：除了长久以来形成的对放疗的一些偏见外，很多配套措施仍然严重滞后于放疗技术的发展。人才缺乏问题非常严重，医学院校本科没有放疗专业，课程设置与实际情况还有严重脱节的地方，一方面，肿瘤病人的数量在急剧增加，但目前医学院校在本科生阶段并未设置放疗相关课程，在学科编制中，肿瘤学包括肿瘤诊断学、肿瘤内科、肿瘤病理学等，但就是没有肿瘤放疗学。大夫都不了解放疗学，怎么向患者传递放疗相关知识？怎么确保为合适的患者选择合适的治疗手段？

一些医生对诊疗指南的完全奉行也是原因之一。按照现有指南，所有肿瘤均以外科手段为根治手段，使一半左右不适宜手术的癌症无法得到现代放疗技术治疗，很多时候，医生完全主导，患者难免有些无奈。

新京报：这是不是意味着患者对放疗也有一些误解？

夏廷毅：患者对放疗技术也存在一些误解，在有放疗适应症的最佳时机不做放疗而仅仅将放疗视为没有办法的办法。正是由于患者的不了解，我经常做的工作就是苦口婆心把病人劝走，这也让我很痛心。

事实上，目前国内癌症患者中，初诊时选择适宜方式、合理手段的人群不足50%。放疗技术在治疗一些早期癌症方面其实具有独特的优势，肺癌、肝癌、胰腺癌、鼻咽癌、声带癌、上段食管癌等适合接受放疗治疗。现有的放疗技术已经可以实现在精准定位的情况下，在靶区剂量集中，消灭癌细胞的同时不伤及周边组织。

新京报：你曾表示“放疗的未来在中国”，要实现这个“未来”，国内还有哪些方面的差距？

夏廷毅：放疗的未来在中国没错，但放疗技术还需要向国外学习。目前国内放疗技术已经达到顶级水平，但带来的是复杂的操作、缓慢的治疗、成本的提高，放疗应有的学科地位、社会认知及治疗病种的改变并没有发生与技术进展相适应的变化，这也是我们亟须改变的。

目前国内大医院放疗设备的90%以上均为引进，设备层面的差距微乎其微，但国内设备量少，仅就北京而言，并不是每家医院都配有先进设备，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每一百万人口应拥有放疗设备3台左右，美国为12台，韩国也在5-6台之间，我们目前全国平均在1台左右，高端设备的差距更大一些。

设备的数量少也就意味着平均工作量增大，治疗病人过多，每台设备的质控与保障很难跟进。而且临床科研经费不足和人才队伍短缺也是存在差距的原因。按照一些国家的规定，每台设备每天的适宜患者数为30人，超过50人需配备新设备，国内很多设备在24小时运行，质量管控难以达到要求标准。因此，在治疗效果上，先进设备进展与临床结果转化为临床疗效上同样存在差距。

再过3-5年，现有的实质器官早期肿瘤患者中，可能30％-50%的人在治疗中愿意选择放疗，而不仅仅把手术作为唯一的选项。——夏廷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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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院实现小而精发展

新京报：作为空军总医院肿瘤医院院长，你怎么看待“院中院”模式？

夏廷毅：这是一种松散的院中院模式，主要用于搭建单病种“集团军”机制创新平台，考虑到放疗作为主导治疗方法的强势状态和发展前景，在这一平台上实现单病种的组合拳，目前正在这一平台上策划对胰腺癌和肺癌的联诊联治的“集团军”模式。

新京报：这种模式会不会影响你跟空军总医院的关系？

夏廷毅：当然不会，空军总医院原有科室保持不变，肿瘤医院作为一个小集体，通过病种可以实现医生、科室间的联动，医生能获得更多的机会。

新京报：你如何定义肿瘤医院的未来发展？

夏廷毅：肿瘤医院的关键不在于规模有多大，现有的160张床位已经绰绰有余。我希望实现小而精的发展，把它定义为新型临床肿瘤中心，以推动肿瘤的真正综合治疗。以单病种为单位进行创新，哪怕只是几个病种，也要形成自己的优势，实现外科、内科、放疗及影像学、分子生物的组合拳。

新京报记者 张秀兰